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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春节，我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进修，节日期间因为科内医生需要休假的较多，所以，我就留在医院参加了节日期间的值班。春节刚过，正月初七下班之后，我收到家里的电报“父病重，速归”。电报的内容令我十分紧张也很意外。因为，春节前与家里联系时，父母身体都很好，并且，在年前两个月老干部体检时没有发现明显问题。
我立即向科主任请了假，搭乘当晚的火车回到淄博。到家后，母亲悄悄的把一张B超检查单给我，检查单上的内容是肝脏发现占位性病变约6-7cm，建议到上级医院诊治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自我感觉一直很好，因为春节期间来看望他的同志都说父亲瘦了很多，所以，母亲在春节上班后第二天（正月初七）陪父亲到医院又做了体检，B超出现异常的结果。为了寻求合适的治疗办法，我与母亲商定，先带病历资料回北京，请有关专家会诊后再做决定。
当晚，我即乘车回到北京人民医院，请心内科主任联系了人民医院普外科老主任黄翠庭教授。当时，黄教授已年近七旬，待人亲切和蔼，工作十分认真，是我国普外科前辈，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。我向黄教授讲述了父亲的情况，黄教授仔细看了病历资料。问我病人来没来北京，我说为了减少病人的奔波，暂未来京。黄教授详细解释了B超检查的情况，建议。如果具备手术条件的话先做手术为宜。同时又建议，如果病人没来北京可以直接到上海长海医院，请吴孟超教授诊治，因为，南方肝病病人多。所以，吴孟超教授在肝胆手术方面经验更多，淄博距离上海与北京差不多，到上海更合适。考虑到吴孟超教授工作很忙，黄教授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父亲的情况，让我转交给吴孟超教授。
带着黄教授的亲笔信，我陪父亲到了上海。当天下午，我请长海医院的有关人员把信转交给了吴孟超教授，吴教授即刻回话，约好次日上午9点钟到他的诊室就诊。第二天，我陪父亲提前到了约好的诊室，当时，我的心中既期待也紧张。那时，吴教授已担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，国内外很多病人都来求诊，工作非常繁忙，这次就诊会顺利吗？心中真的是没有底。
9点钟，吴孟超教授准时来到诊室，脸上充满平静亲切的表情，招呼我们坐下。吴教授认真询问了父亲自身的感觉与相关情况，仔细看了带去的资料，便让父亲在检查床上躺下，做体格检查。为了方便体检，我将父亲的鞋子放在了床下，吴教授全面细致的为父亲做了体检，手法十分标准、轻柔，体检结束后，又轻轻的扶我父亲坐了起来，当我想等吴教授离开床边再去为父亲拿鞋时，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展现在我的眼前，吴教授弯腰将鞋子拿到床边，并扶着父亲穿好，才离开床边，一切做的是那么自然，那么真诚。顿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感激，一位誉满国内外的医学专家，一双常人难以具有的拿手术刀的灵巧的宝贵的手，竟为了我父亲把鞋从床下拿到床边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是难以置信的。吴教授随即坐到诊疗桌旁，建议我们做CT检查，并叮咛助手尽快安排，待CT检查报告出来后，助手再与我们联系，还关切的说，病人在宾馆里多休息一下，家属来就行。一天后，助手联系我又来到了吴教授诊室，吴教授详细向我介绍了CT扫描的情况，并分析肿瘤的恶性程度很高，发展很快，几乎布满了整个肝脏，已经没有手术条件，考虑到化疗效果不理想且副作用很大，不建议采用化疗，可用免疫支持疗法，结合对症治疗，尽量减轻痛苦，可带一部分第二军医大学研制的干扰素回当地医院使用。吴教授还特意嘱咐，尽快与病人回家，因为从肝脏情况看，随时有破裂的危险。我诚挚的谢过吴教授，带着吴教授开的干扰素陪父亲回到了淄博。后来，父亲的病情如吴教授所料进展很快，从发现到去世仅仅五十六天。
父亲的离世使我经历了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极大悲痛。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。每当想起吴孟超教授亲自为父亲做了诊疗，并用平凡而感人的举动帮助、抚慰了已患重病的父亲，内心便感到一些安慰。
著名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：“被感动就是在学习。”在我后来的行医生涯中，我常常思考，怎样做一名好医生，怎样让病人感受到你是一名好医生。就医生所从事的专业角度而言，业务的提高，技术的进步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与积累。但是，体现一个医生对病人真诚的关心、帮助和抚慰的一句简单的话语，一个平常的动作，一种亲切的表情是每一位医生都可以做到的。从此，我力求自己做到这些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。
近三十年过去了，吴孟超教授、黄翠庭教授为父亲诊疗的情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他们的真诚、亲切、谦和、周到、相互间的尊重，令我感动、令我崇敬，至今不能忘却，并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珍贵的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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